中美经济成熟对话

　　在西方舆论一片悲观预言声中，持续两天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取得多项进展和成果。率领中方代表团的吴仪副总理和率领美方代表团的财政部长保尔森都评价这次对话取得“成功”。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好的合作平台，表明中美经贸关系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发展比较成熟。

　　寻找双方利益交汇

　　从对话的成果中，能够感觉到双方寻找利益交汇的努力

　　文/梅新育

　　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豪华阵容、谈判前费时劳力的多方面铺垫工作等等，充分显示出双方的重视。

　　由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溢出效应非常明显且日益增强，世界其他国家也期望看到中美两国能够开展全面、深入、理性的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相应成果，为全球经济创造更可预期的发展环境。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量使用从第三方、特别是从中国周边国家进口的投入品，以至于中国外贸形成了“对东亚逆差＋对美欧和非石油发展中国家顺差”的格局，中国周边经济体对中美经济协商的期待尤其强烈。

　　正因为如此，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才那么引人注目；在此次和未来的协商中，中美两国对话者们不仅需要对各自国家的国民负责，还需要向世界体现出负责任大国的风范。

　　扩大金融服务的潜在冲击

中美经贸关系是当今世界最为复杂的经贸关系之一，一经起步就发展迅猛并且不断显示着持续深入发展的深厚潜力，但起步伊始双方就摩擦频仍；它让双方都从中受益匪浅并成为维系双边关系的最重要纽带之一，但双方却又相互猜忌。作为发展最迅速的新兴大国与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对于当事国人民及其政府，还是对于整个世界，无论是出于经济利益，还是为了增进安全，磨合中美关系、协调两国经济政策都非常重要，但这种协调又必定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

　　争端与贸易共进的中美双方都已确认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着眼于长期战略目标的原则，但在任何谈判和对话机制中，当事双方就近期问题作出一定的具体安排，对于取得国内支持、保证谈判和对话机制平稳持续发展都极为重要；对于互利之中有摩擦的当事双方，取得这种具体成果尤其重要。正因如此，此次对话前夕，美国财长保尔森对媒体放话，强调需要取得一些“路标”式的成果。

　　但由于涉及利益重新划分，要达成这种具体成果注定是艰难的。突破这种局面，在最大程度降低副作用的前提下取得最大限度的实际进展，双方应当遵循如下原则：尽可能寻找双方国内都赞成的措施；对于需要某一方国内作出较大调整努力，或是对某一方潜藏较大冲击的措施，则寻找潜在冲击风险最低的合适时机。

　　在此次对话中，双方围绕服务业、能源和环境、经济平衡增长和创新等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经过共同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一些近期性的具体成果尤其引人瞩目。会议结束当天，美国财政部从扩大市场准入、开放金融部门、增进能源安全、保护环境、强化法制等五个方面总结了此次对话的成果。审视这些成果，能够感觉到双方寻找利益交汇的努力。

　　在美方宣布的对话成果中，显然，中国扩大进口美国商品、计划就便利中国旅游团赴美开展谈判等成果，在双方国内都没有多少异议；两国未来5年内在中国合作建立15个大型煤层气开发利用项目、开发清洁煤炭技术等成果更是功德无量。而某些成果则需要中国作出较大调整努力，或是对中国存在较大潜在冲击风险，尤以扩大金融服务市场开放为最。

　　尽管金融深化、金融开放有其理论上的巨大利益，但此前我们已多次目睹资本项目和金融服务市场开放失控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今年以来，火爆的资产市场、居高不下的本币升值压力，已使得联合国等不止一个国际机构向东亚发出了潜在危机警报，在这种情况下，此次中方决定将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从100亿美元提高到300亿美元，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特别是在国内。

　　其实，扩大金融服务市场开放度是长期方向，提高QFII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目前宣布提高QFII投资额度对我国的潜在冲击并没有初看上去那么巨大。这首先是因为变相流入我国股市的国际游资规模已经不小，提高QFII额度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追认现状之举，也有助于推动灰色资本流动显示在阳光之下。而“227股市波动”之后，3月份中国贸易顺差账面统计数据大幅度缩减，也未必不是跨境投资者出走A股市场、回流海外的表现。这表明，A股大幅飙升已使跨境投资者降低了对A股市场的盈利预期，不少境外QFII基金投资者选择获利了结。在这种情况下，提高QFII投资额度并不会立竿见影地导致巨额套利资本内流，冲击我国市场，更不用说额度提高的具体时间、步骤尚未宣布，其间仍然可以设置“防波堤”。

　　汇率不让步在意料之中

　　此次对话，两国相关部门不仅有责任选择正确的议题，而且有责任以合理的方式提出讨论，以便尽可能平稳解决提出的问题。仅仅解决问题本身并非“善之善者”，在不引起社会、市场巨大震荡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才是“善之善者”；至于引起巨大震荡或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最终也无法解决问题，那就是最糟糕的情况了。

　　但遗憾的是，美方特别是美国国会的某些行为方式恰恰造就了最糟糕的情况，因为其做法导致解决问题的难度“自我实现”地加大，甚至其选择的议题也是错误的。这在人民币汇率议题上体现得格外充分。

　　就这个议题本身而言，单纯通过汇率大幅度升值调整贸易失衡，这种想法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践中也找不到有力的证据。上世纪30年代美国实施《购银法案》强制中国货币升值、80年代《广场协议》强制日元大幅度升值的结果恰恰提供了相反的论据，亦即海外要求人民币大幅度、迅速升值的“人民币升值论”，这个议题本身就有毛病。

　　就提出问题的方式而言，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利益集团借助人民币汇率话题“敲打中国”，乐此不疲；投机者们也借机炒作，在以美国为主的外部压力将导致人民币加快升值的预期下，加紧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境内输入套利游资，导致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这种“自我实现”的加大的压力，反过来又进一步给那些美国政客和利益集团提供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口实。应该说，投机者们制造的“美国压力将迫使中国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空气，同美国某些势力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鼓噪之间是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特别是在每次中美经济对话前夕，投机者们都要制造这种舆论。

　　某些美国政客、利益集团和投机者的想法堪称如意算盘，但事与愿违，惟其如此，中国方面越发难以加快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步伐，反而需要放慢，因为这种自我实现的压力加大了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之后汇率超调的风险。而且，为了打破外汇市场上那种单向下注的舆论，中方还有必要在中美经济对话前夕调控市场，促使人民币汇率回落。

　　中方应向美方提出的问题

　　从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可见，互利、平等协商、避免经贸问题政治化的指导原则日渐明晰。令人欣慰的是，从去年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报告，到去年12月保尔森发表题为《一次与中国的广泛对话》的署名文章，直到今年5月17日，吴仪副总理少有地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推进中美贸易互利共赢》的署名文章，都表明双方领导层认识到了双边经贸的互利性质和中美全面、深入、理性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重要性。

　　而互利、平等协商的共识也需落实到具体的议题中。由于美国在国际传媒界占据强势地位，美国政府也很善于借助媒体造势，容易形成每次中美之间的经济磋商，似乎只是美方向中方提要求的印象。事实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与商贸联委会等机制一样，是两国平等协商的平台，并不是美国单方面向中国提出要求、中国照单全收的场所。平等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基本特征。

　　笔者认为，在未来的对话中，中方可以向美方提出的问题包括：

　　 其一，美国如何切实调整其不可持续的储蓄-投资模式，降低财政赤字，切实提高储蓄率，从而为化解全球经常项目失衡作出决定性的贡献。

　　其二，美国如何切实履行对中国商品、服务、投资的市场准入承诺，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共同努力，制约某些跨国巨头的限制性贸易惯例，遏制、消除某些跨国巨头的市场垄断力量，避免挑起不公正的贸易争端，创造更可预期的商业环境。特别是美国对中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问题，包括实业投资和金融服务业投资。

　　目前，中国对美资金融机构开放度已相当高，美方仍在不懈地追求更大程度的开放，可是美国自己在银行、保险等领域对中国同业的开放程度却不可同日而语。十多年来，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到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中资银行申请在美国设立营业机构多次被美方拒绝，拒绝理由从母国综合并表监管、资本充足率及不良资产率直到信息披露、反洗钱措施等等，不一而足。

　　美国政府特别是国会人士有必要明白，中国是一个对外投资潜力巨大的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化解中国贸易顺差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包括美国许多州、城市在内，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都看中了这一点，正在大力吸引中国投资。与其日后被动地被地方政府推动，或是与此潮流对抗，何如帮助自己的选区抓住这个机遇呢？首先应取消对中国商品的歧视性待遇，特别是在反补贴和反倾销问题上的“双重惩罚”问题，即一方面在反倾销实践中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商品实施反补贴法。其次，共同努力重新启动多哈回合。

在对话协商中收获

　　战略经济对话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沟通平台，美中都期待通过对话解决相关分歧

　　文/刘洪

　　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5月23日在华盛顿闭幕后，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率数十位部长列成一排，接受媒体采访。媒体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但美国部长们的回答口径大体一致：美中存在很多经贸分歧，但此次战略对话也取得不少积极成果，而美中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美方漫天要价

　　这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举行的。美国正进入大选年，民主党入主国会后，国会和布什政府龃龉不断，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成为美国内部政治斗争的重要方面。

　　美国对这次战略对话高度重视。对话举行之前，布什总统与胡锦涛主席通话，就如何推进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程等问题交换意见，据美方官员透露，为准备对话，布什和部长们曾共同研究对策，参加对话的部长更是多次举行内部商谈。此前在德国举行的八国财长会议保尔森没有出席，据悉是在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行认真准备。

　　另一方面，美国在许多争端问题上不断向中方施压。综合整个过程看，美方对中国的策略有三个阶段：加大施压，短兵相接，降低调门。焦点则集中在三大问题上：人民币汇率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以及知识产权问题。

　　此次美方共派出有十余位部长级人士参加对话，主要成员其实是财政部长保尔森、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贸易代表施瓦布组成的“三驾马车”。在会谈前夕，这三人在许多场合都敦促中方采取一系列举措，满足美方的要求，比如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降低美对华贸易赤字，此外美方还在中国贸易补贴、知识产权保护、食品安全等多个问题上不断施加压力。

　　即使对于中国在会前采取的一系列积极举措：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5月21日起，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区间由千分之三扩大至千分之五，美方在表示欢迎的同时，也依然表示中国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

　　在美国国会方面，随着战略对话的到来，对中国的批评更呈上升之势。多次提出制裁中国议案的参议员查尔斯舒默会前表示，中方放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浮动区间的举措只是一个姿态，就像过去一样，这些姿态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既不能对降低美国巨额对华贸易赤字起到多少帮助，也不会消减美国国会继续施压的举措。对话前，美国21名参议员给吴仪副总理写信，要求中方在人民币升值、金融服务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取消牛肉和环境产品等进口贸易壁垒上作出实质性承诺。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42名众议员还联合发起一项动议，指称中国通过压低人民币币值，“不公正地”取得了贸易优势，动议要求政府就此问题展开调查。民主党众议员瑞安和共和党众议员亨特联合提出“瑞安─亨特法案”，称人民币币值低估其实就相当于对企业非法补贴。议案要求美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要么促使人民币升值，要么对中国及其他类似国家征收反补贴关税。

　　对于中方签署大笔采购协议，美方也存在不同看法。一些政治保守人士甚至宣称，这是中国释放的“政治烟雾”。美国《华尔街日报》也说，“这最新一批的贸易订单能否缓解华盛顿的反华情绪仍是个未知数。美国反华人士指出，这些订单对减少美国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几乎无济于事。”

　　一些美国媒体坦言，美方对中方的不少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夹杂的是政治斗争的私利。这一点在众院尤其明显，因为众议员只有两年任期，他们必须在两年中取得政绩。批评中国、逼中国让步，就成为许多人的选择。这种政治操弄也无疑给战略对话蒙上了一层阴影，美方过高的要求，给双方的战略对话加大了难度。

　　耐人寻味的言辞

　　5月22日上午，战略对话开始，中美双方数十位部长分坐长条桌两厢，开始短兵相接。美国媒体普遍关注的一个说明是：这是迄今为止最多中方内阁官员齐聚华盛顿。保尔森亲自到机场迎接，几乎同样数量的美方部长对等沟通，这充分说明中美两国对战略对话和两国经贸关系的重视。

　　除这种大范围对话外，中美同一部门的首脑还利用早餐、午餐以及其他场合多次会晤，商讨相关问题。吴仪副总理还率团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和美国许多参众议员，其中不少是对中国持强硬态度的议员，这也是双方交往史上罕见的。

　　由于许多活动都不对外公布，具体对话细节外界不甚明了。但对外公开的几场讲演，内容相当耐人寻味。

　　比如，在战略对话开幕式上，吴仪副总理说，经贸问题只有依据经济规律才能正确地把握和处理，绝对不能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经贸问题政治化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将使问题复杂化，不仅损害中美经贸关系，甚至对中美整体关系的发展都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吴仪强调，中美不能动辄就以其“国内问题”指责对方，甚至试图通过施压和对抗的手段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别人。这一句话，也得到了美国媒体的普遍引用，认为这代表了中方对美国过高要价的疑虑。

　　就像任何两个市场经济国家一样，中美在经贸问题上有分歧和摩擦是正常的。保尔森在发言中也直言不讳。他说，美中双方对对方意图的怀疑都在增长，随着中国成为不断被指责的对象，“反华情绪”也正抬头，美中间的贸易和金融问题更加剧了这种争端。

　　但综合来看，至少在公开场合，双方很多话都是点到为止，在开幕式上也都没有提人民币汇率等焦点问题。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双方都几乎言辞一致地强调，战略经济对话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沟通平台，美中都期待通过对话解决相关分歧。

　　世界需要中美紧密合作

　　随后，对话转入非公开，美方的记者吹风会则一场接一场地开。5月22日本来有两场吹风会，临时又加为三场，古铁雷斯、施瓦布等官员轮番出场，回答记者提问。

　　随着战略经济对话正式拉开，美方的调门也在逐步降低。

　　比如，古铁雷斯就表示，战略经济对话是两国间的战略性对话，具有“重大价值”，对话并非谈判，并不追求特定的短期成果。施瓦布则认为，双方进行了一次“直率、成熟的对话”，就分歧进行了坦诚交流，并不存在恫吓问题。

　　经过一天半的对话，以及事先的铺垫，也可以说，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对话于5月23日上午在一系列成果中闭幕。按照中方代表团的说法，双方就服务业、投资、透明度与高技术贸易、能源与环境、经济平衡增长、创新等议题进行了坦诚交流和深入探讨。对话取得阶段性成果。

　　对于这样的成果，美方也表示满意。保尔森在闭幕致辞时说，他和其他同事对中方的开放和积极态度表示感谢，美中达成的多项成果，像漫长公路上的路标，为促使双方继续前行提供了信心和鼓励。

　　或许是一种澄清，他强调，自去年12月第一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以来，美中双方一直在相互尊重基础上讨论两国共同经济利益。

　　这次对话能取得成果，一个重要基础，就在于中美都充分意识到，合作共赢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但显然，一次对话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中方与美国会议员的对话，虽然双方都认为坦诚，但分歧也是明显的。这有政治大背景的问题，正如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联席主席、共和党议员科克所指出的，随着美国进入激烈的大选年，中国问题将变得更加敏感。在这种状况下，不可能指望对中国缺乏了解的议员在一两天内就能改变原先立场，但更多的交流和沟通将有助于化解不必要的猜疑。

　　确实，中美关系35年来充满风风雨雨，但合作共赢始终是双方共同的愿望，也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正如吴仪副总理在战略对话闭幕式上所强调的，尽管有障碍、有曲折，但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是中美两国人民的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这种历史潮流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美知识产权较量的背后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美国步步紧逼，无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程度，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的态度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浦树柔

　　《瞭望》新闻周刊获悉，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避开了双方极为敏感的知识产权问题。避开不等于不谈，中美将于6月5日至8日在日内瓦就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出版物市场准入问题进行双边磋商。

　　中美双方围绕知识产权的较量，实际上历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问题。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说，美国政府无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将中国知识产权问题提交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这是一个很不明智的做法，我们对此表示十分遗憾和强烈不满。

　　北京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张平和中国社科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顺德则一致认为，美国把中国申诉到世贸组织,实际上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给中国施加强大国际压力，以期在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及今后的经贸交往中谋取最大利益。张平表示，美国此举使得知识产权被“异化”成了一种政治工具、外交工具，是在滥用知识产权制度。

　　美国为何仍不满意

　　今年4月9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施瓦布正式宣布，针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向世贸组织提出两项诉讼。其一，中国对侵权盗版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理由是目前刑事起诉的门槛是复制和发行500份或以上盗版产品，而在此之下，只处以没收和行政处罚。其二，中国影音出版市场的准入限制妨碍了美国正版产品的竞争。这是2001年中国入世以来，美国首次针对中国盗版问题向世贸组织提出诉讼。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也相继作为第三方加入。

　　吴仪副总理4月24日在北京表示，“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但是我们决定按照世贸组织相关规则积极应诉，我们将奉陪到底。”据悉，美国的这一行动不仅与两国领导人倡导的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的共识相违背，而且在世贸组织里，一个成员对另外一个成员同时提起两个诉讼案，这还是第一次。

　　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早不晚，偏偏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前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受访专家分析了来自美国国内的政治背景：近年来中美贸易顺差巨大，白宫面临国会的巨大压力。美国是想借机向民众和国会山发出信号，即白宫在减少中美贸易逆差方面，是积极而努力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证美中战略经济对话能够谈出一些成果。

　　张平介绍说，作为市场经济产物的知识产权制度拥有巨大的市场作用，对于美国这样市场经济很发达的国家来说，它可以利用知识产权制度达到最基本的两个目的，一是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不让发展中国家进入本国市场；二是即使你进入了它的市场，也得遵照它的知识产权制度来运行。美国自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巨大的市场成为美国企业进军的主要目标，为了谋求在中国取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美国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断施加压力。

　　阎晓宏表示，中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一直认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关承诺，近年来打击侵权盗版的力度不断加大，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的成绩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1998年到2006年全国各级版权行政管理部门共处罚侵权案件57893起，先后收缴盗版品累计达5.31亿件，在境内查获非法光盘生产线231条。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司法解释，大幅降低了知识产权犯罪刑事制裁“门槛”。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5000张(份)以上的，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但美国仍不满意，指责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不够，打击盗版侵权力度不够，并认为量刑太轻。2007年4月，“两高”再次对我国刑法217条进行了新的司法解释，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复制品数量合计在500张(份)以上的，应当以侵犯著作权罪进行刑事处罚，进一步降低了侵犯著作权罪的数量门槛。但美国仍然不满意。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美国步步紧逼，无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程度，实际上是一种非理性的态度。李顺德表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向来采取双轨制，他们认为我们的刑法惩罚力度不够，实际上并不知道，在中国，人们对刑法的观念和西方有着天壤之别。在西方，重罪、轻罪都按刑罚处置，轻罪主要是处以罚金，刑事责任门槛很低，买一张盗版光盘也能构成轻罪。而在中国，类似的轻罪则多以行政处罚解决。中国人把刑事责任看得很重，在这样的国情下，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以刑法保护知识产权，很可能导致罪人成众的可怕局面。
　　
　　张平说，知识产权制度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达到制度设计的理想状态的，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与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是同步的，但是中国在进入国际市场的时候所拥有的知识产权远不能与已经成为知识产权巨人的美国进行公平竞争。美国凭借贸易优势，迫使贸易伙伴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甚至谋求比TRIPs更为严格的保护标准，并通过美国国内法“337”、“301”条款，帮助其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借保护知识产权之名，抢夺国际市场，形成了对国际市场的高度垄断。

　　加大版权保护的力度

　　阎晓宏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与其他的知识产权比较，版权是更加依赖于保护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的一种知识产权。这是因为，其一，版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作者创作作品完成的同时，版权就自然产生了，这与专利、商标需要经过实质性审查产生权利有所不同，这给版权权利带来了难度；其二，版权作品的创作队伍庞大，应用也很广泛，这既增加了这种权利的使用对版权保护的依赖性，也增加了版权保护的难度；其三，版权作品创作难、投入大，但复制很容易，物理成本极低，高额利润使盗版分子铤而走险；再有，版权的载体形式丰富多样，版权作品不仅通过印刷表现在纸介质的各类出版物中，它还通过声光、磁电、网络等载体形式表现在影视、音乐、表演、电子出版物、软件、互联网等多个领域。

　　版权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越来越高，不断催生、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版权产业。2005年美国的版权产业创造了8000多亿美元的产值，占GDP的6.56%。我国尚未专门就版权产业的贡献率进行统计，但仅就文化产业和软件产业这两部分来看，实现的年收入就已超过8000亿元(其中文化产业为3700亿元，软件产业为4800亿元)，版权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已越来越高。

　　阎晓宏表示，当前中国正面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正迎来一个创新时代。我们一方面要鼓励创新，一方面要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链条是：创新—使用—管理—保护—再创新。其中保护居于最关键的位置，特别是在版权制度中。有关国际调查显示，我国的软件综合盗版率每增加10个百分点，软件销售额将减少39.7亿元人民币，经济活动总量将减少67.76亿元人民币，而销售额和经济活动总量的减少将直接和间接地损失13170个就业机会。温家宝总理多次讲到，“我们保护知识产权要像钢铁一样的强劲，不能像豆腐一样软弱”，讲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阎晓宏还透露，国家版权局正在研究更有效地打击盗版侵权行为的方法，进一步加大执法力度。未来几年，版权部门将特别重视解决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问题和计算机软件的版权保护问题。2005年和2006年，国家版权局已经连续两年开展专门针对网络盗版的打击行动，未来要逐步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网络版权监管平台，组建一支高水平的网络版权监管队伍。

　　坚定不移的基本国策

　　阎晓宏表示，中国之所以下大力保护知识产权，不只是为了履行国际承诺，更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自身需要。无论美国起诉也好，不起诉也好，中国都将一如既往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打击侵权盗版行为。

　　近年来，美国要求中国给予其知识产权的强保护，却无视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公布实施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加入了一系列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加强了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同时，中国还成立了由吴仪副总理任组长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和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以加强对知识产权工作的领导和协调。“我们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一些发达国家上百年走过的历程。”吴仪说。为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中国前不久出台了2007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从10个方面确立了276项具体措施。

　　4月20日，商务部通过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致函美方，接受了美方的磋商请求。中美双方商定，6月5日至8日在日内瓦举行磋商。李顺德指出，按照相关的国际规则积极应诉，不见得美国人就一定赢。

　　阎晓宏表示，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加强版权保护，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我们自身发展的需要。只有着力营造一个诚信的、规范的、健康的、有序的版权保护社会环境，才能激励创新，才能平衡权利和权利的使用，才能发挥版权在经济和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从而使社会公众最大限度地受益。他认为，要长期不懈地开展全民版权意识的教育工作，全民的版权认识水准是一个国家版权保护水平和版权发展水平的基础，执法和宣传教育是当前版权工作中两个最关键的环节。

来泊：瞭望新闻周刊